乔治·奥威尔：我最想做的是将政治写作变成一种艺术
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
作者：夏榆
编辑：日京川
纸城小报：传记《奥威尔：冷峻的良心》以可信任的史实笔触再现了奥威尔的成长历程。奥威尔的祖父是18世纪的殖民主义者，依靠掠夺式攫取获得巨额财富。父亲也是殖民地的官员，青年时期的奥威尔成为叛逆者，他抛弃家族传统，在逆境之中重建自己的生活。“写作是他生命中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没有什么——随便是哪个人——能够耽误他。”奥威尔的友人回忆道。 《1984》总结了奥威尔一生对于政治的思考，他在《我为什么写作》中写道：“1936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部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反对极权主义，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整个过去十年中，我最想做的就是将政治写作变成一种艺术……”
洞悉20世纪的灵魂
对乔治·奥威尔的阅读会成为犯罪，这样的事情现在难以想象，然而它真实发生在变革以前的民主德国。1959年1月13日，莱比锡青年巴德尔·哈泽（Baldue Haase）在莱比锡被捕，他成为政治犯的重要证据之一就是阅读并奥威尔的《1984》。
说起来，哈泽只是把由朋友处借到的奥威尔的小说《1984》又转借给两个熟人，因此他被控传播具有国家危害性的煽动性刊物构成犯罪。哈泽被判处三年零三个月的监禁，此事件也是当年东德社会禁锢之缩影。1991年，柏林墙倒塌之后，哈泽获得解放。当地法院为哈泽恢复名誉时候，他提出请求，将还在他的审判档案中放着的《1984》作为合法财产退还。哈泽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1984》的德语版已经出版30多次。
奥威尔在20世纪的影响力不言而喻。然而伴随着巨大声誉，奥威尔在他的生前或身后也受尽各种质疑。
争议在半个世纪都没有休止过。
《1984》要了他的命
案头是新版《奥威尔传：冷峻的良心》，它的鲜明提示导引读者乘坐书籍之舟泅游奥威尔的生命长河。“他是你无法摆脱的思想先知，短暂一生折射大时代光彩”“、”终身捍卫自由，以写作为武器“，类似的提示会激发读者了解传主的真相。传记以权威而严谨的史实为主轴，细致又真切地呈现奥威尔富有传奇的生命史，叙述作家的冷峻良心是如何炼成的。
乔治·奥威尔，1939年，马拉喀什
1947年4月，奥威尔回到朱拉岛并继续在岛上艰苦度日。在这个异常寒冷的冬天，他患了严重的支气管炎，他在床上一躺就是几星期。他穿着睡衣和粗糙的浴袍，廋得像骷髅一般仍在不停地打字。这种疯狂的工作状态，加剧了他的健康恶化。“奥威尔住进了胸外科第三病房，被诊断为两侧肺结核，一侧有大的空洞性病灶，另一侧有阴影。”住到病房的奥威尔沉默寡言，医生不知道他的病人是位著名作家。奥威尔预感到肺结核注定迟早会要他的命，住院期间他的右手打着石膏，据说医生想以此作为极端措施阻止他写作。据医院的史志记载，医院医护人员坚持病人做到身心的完全休息，所以没收了他的打字机。奥威尔继续用圆珠笔写作时，他们为他的手臂打上了石膏。
1948年7月28日出院后，奥威尔又回到朱拉岛过起那种艰苦的生活。他意识到死亡正在逼近，这更强化了他的情感。提高了他的表达力。回到朱拉岛，他继续写作《一九八四》。尽管奥威尔病得厉害，但还是坐在床上完成了最后一份15万字的打字稿。“然后最后一次垮掉，再也没能康复。”传记作者杰弗里·迈耶斯充满感伤地回忆。
《1984》手稿
奥威尔生前的友人记得对他的印象：“他有开明的信念、按良心办事的性格和理想主义价值观，并在困难情形下能依靠独自的努力。对于正义的热情，对绝对公平的追求。”奥威尔回答他的性格形成时说：“这是我在伊顿接受的教育中最重要的东西，即独立思考的能力。”“一个又高又廋的人，脸上写着身体受苦的印记，一代人的冷峻良心，可以说是圣徒。”这是作家V.S.普里切特在奥威尔逝世之后对他的评价，普里切特是英国笔会和国际笔会会长，伦敦作家协会的主席。然而现代人好像很难相信什么，比如有人被冠以“圣徒”，被赞誉为“义士”，人们就会质疑这种人的存在。或者至少要找出他的“平凡”之处，以证明其非圣之状。也要找出他的“不义”之举，以证明其行为的卑下。这么做仿佛会得到某种安慰，也可使自己在平庸之中心安理得，在卑怯之下坦然自若，这是世人的常态，也是奥威尔生前和身后引起争议的缘由。
将政治写作变为艺术
乔治·奥威尔(右)
奥威尔的传记以可信任的史实笔触追溯到奥威尔的家族史，出生于印度北部比哈尔邦的一个小镇，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与恒河之间，祖父是18世纪的殖民主义者，依靠掠夺式攫取获得巨额财富。父亲也是殖民地的官员，青年时期的奥威尔成为叛逆者，他抛弃家族传统，在逆境之中重建自己的生活。
全家照，奥威尔左
1928年春，奥威尔去了巴黎，并在那里生活了将近两年。一年半时间里，他靠积蓄生活，也靠教英语贴补。直到他的最后一笔钱被偷掉，他先是典当行李，然后找到了一份洗碗的工作。跟别的移居者一样，奥威尔试图在巴黎写作，事实上也的确完成了两部长篇小说，后来又将其毁掉。但是他真正的目标不只是观察生活和检验其生存能力，而且要找到一种写作方法来写他的人生新路。“写作是他生命中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没有什么——随便是哪个人——能够耽误他。”奥威尔的友人回忆道。
奥威尔不仅叛逆他的家族，也叛逆他本应属于的知识阶层。他辞去在缅甸的警察职业，脱离公务员的体面生活。他也远离文人的圈子，在巴黎时他有意避开移居那里的外国人圈子，也避开文人的圈子。1928年，他以为在詹姆斯·乔伊斯最喜欢逗留的双偶咖啡馆见到过乔伊斯。奥威尔住在拉丁区肮脏的铁罐街（在《巴黎伦敦落魄记》中是金鸡街）。20年代初，海明威与第一任妻子也在该地区住过。奥威尔在巴黎保持着一个局外人的角色，他未曾参加文学圈的聚会，也没有跟海明威、詹姆斯·乔伊斯、巴勃罗·聂鲁达等人见过面。
双偶咖啡馆：位于巴黎左岸，它曾经拥有巴黎文学和知识精英聚集地的声誉。波伏娃和萨特、海明威、加加缪和毕加索是这里的常客。
奥威尔生前几乎病态地执着于摆脱体面的职业束缚过流浪生活，据传记描述他有时甚至想进监狱待上一段时间，未能如愿。据说是创作《1984》要了奥威尔的命。这部最后也是付出最多努力的作品构思多年，在伦敦轰炸期间，在战后德国之行中，在随笔和书评中。《1984》总结了奥威尔一生对于政治的思考，他在《我为什么写作》中写道：“1936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部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反对极权主义，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整个过去十年中，我最想做的就是将政治写作变成一种艺术……”在《1984》中奥威尔混合了时事，以创造出一种纪录片式的现实感，他把纳粹德国和极权俄罗斯的政治恐怖与20世纪40年代的伦敦相结合。这部小说的力量来自现实主义地利用一些熟悉的材料，并非来自对未来的臆测和幻想。
乔治·奥威尔的笔名启发自位于英国萨福克郡的Orwell河。
奥威尔的小说提醒人们警惕他所描述的极权主义世界成为现实的可能性。然而对于奥威尔的写作也存有争议。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就表示过对奥威尔的写作的轻视。纳博科夫在接受记者访谈时毫不掩饰地批评：“《1984》和《动物庄园》的作者奥威尔的写作很低劣。奥威尔这个人是左翼还是右翼，我从来都不感兴趣。”纳博科夫批评说：“奥威尔只会编排新闻故事，把概念拿来进行图解，写出很糟糕的文学。”
东柏林的看守与坐在柏林墙上的西柏林群众，1989年
与处于西方精英知识阶层的纳博科夫对奥威尔的批评不同，身处东欧禁锢时期的读者对奥威尔的写作怀有深刻的敬意。曾经因阅读《1984》被拘捕囚禁的东德公民哈泽说：“奥威尔以他的小说对我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1989年秋天，我都过着一名百依百顺的东德公民过的生活，永远失去了站起来反抗的欲望，坚定地认为什么都改变不了。”随波逐流是我们的口号，这是不受伤害的唯一途径。”30多年以来，我在无孔不入地的国家权力工具下被迫对过往经历保持沉默，柏林墙倒塌之后，1989年秋天，我突然觉得解放了。”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
勘察纷争的真相
奥威尔传记叙述了一个传奇性的奥威尔。伊顿公学的奖学金获得者，在缅甸做殖民警察，在巴黎当洗碗工，在伦敦当流浪汉，在乡下开书店，参加西班牙内战，与伦敦左翼文学的决裂，隐居到苏格兰岛的农场，在文学成功的时刻死于肺结核，终年仅46岁。
1921年进入伊顿公学的奥威尔，18岁
纳博科夫对奥威尔的评价让我想到文学写作对这个世界的意义。世界有多种方式的写作，有的写作指向语词文体，如纳博科夫的写作，它表达人的情感，但最终是指向语词文体。还有一种写作是指向人本身，它关切人的生存境况，关切人的精神境况，关切人赖以生存的政治和现实的境况。后者就是奥威尔式的政治写作。在这个谱系还有索尔仁尼琴。然而我们总能听到有人对这样的写作发出的轻慢之声。如同我们看到现代人对于“正义”和“人道”事务的轻慢。这是“教授式的傲慢”、“雅士的清高”或“看客的冷漠”，他们幽居在个人的象牙之塔，对人道和社会正义事务冷感而疏远，对人的普遍疾苦和哀痛疏离，只迷恋文字的趣味，这或许是人的某种平庸所造就，即如德国政治学者汉娜·阿伦特所说“平庸之恶”。
索尔仁尼琴
围绕着奥威尔的文学和政治纷争从20世纪30年代持续到1990年代。
除了来自文学阵营的批评，奥威尔还受到某类质疑。在过去的时间，“奥威尔的名单”一直受到争议。他被人讥刺为“外交部的老大哥”、“社会主义的偶像成了告密者。”“奥维尔的黑名单如何协助秘密服务机构”。一位严于律己的苦行者，一位视写作为生命，视精神价值高于一切的作家受到致命的毁谤。1949年5月4日，被称为“奥威尔臭名昭著的秘密共产主义者”的名单副本进入英国外交部半公开部门的档案里，在半个世纪里有关这份名单的争议不断。该名单中包含三十八名记者和作家的名字，奥威尔在给女友西莉亚的信中写道，他们“在我看来是秘密的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的追随者或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人，不应该信任他们是（反共）宣传者。”奥威尔的名单分三个部分，分别以“名字”、“工作”和“言论”命名。其中包括查理·卓别林，这些打着问号的名字表明奥威尔怀疑他们是否真的是秘密共产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追随者。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份名单是奥威尔提供给情报部门，还是只限于朋友之间的私人讨论。
英国卫报公布的奥威尔的黑名单中的一页
总有“真相”的信仰者，传记作家杰弗里·迈斯耶不愿盲从流行的说辞，尤其在某种毁誉风起之时，他更愿意寻找“事实”，以为澄清“真相”。在传记附录里，作家还原了他对相关问题的持续调查、不懈追问和反复考证，事实证明当事者对奥威尔指控的“真相”，实际上是流传已久的“谎言”。在写到奥威尔当年的指控者弗兰克福的反应时，传记作家杰弗里·迈耶斯说：“他窘迫地在电视节目上收回他说过的话，再加上我采访时他充满内疚的辩解，似乎全由良心不安引起。”
位于牛津郡的SuttonCourtenay(萨顿·考特尼)的George Orwell墓
《奥威尔传：冷峻的良心》
（美）杰弗里·迈斯耶/著 孙仲旭/译
新星出版社 201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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